北京同仁医院挂号时代之歌——农民中走出的国家领导人(32)-经典文化苑

作品分类:全部文章 2019-08-18

时代之歌——农民中走出的国家领导人(32)-经典文化苑


5.4 造反总指挥不准造反
陈永贵当了昔阳县的党政一把手,又有一大批长期在昔阳工作的有能力、有威望的老干部王贵科、赵满仓等人的协助,形势可以稳定、工作可以搞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陈永贵对此也瞒有信心。他对我说:“老张女尸还魂,现在我很放心,昔阳一定会搞好。”
然而,虽然昔阳基本稳定下来,但这里并不是世外桃园。此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地到大寨参观的人也想看一看昔阳的文化大革命是咋搞的。人们来到昔阳后,看到的却是一片热气腾腾搞生产的景象,那种红卫兵喊着“造反有理,造反有功”的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现象在昔阳根本看不到蚌埠万达影讯,有的人觉得异样;有的人说陈永贵威力大,掌权后把各路诸侯都团结起来,统一到生产建设上来了;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说陈永贵为“十月事件”平反,把昔阳的大小走资派都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被扼杀了。
从省里来说,刘格平等人“1?12”夺权后,得到了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的支持,省城的各路造反派绝大多数支持刘格平的夺权行动,形势基本上得到控制。可是不久,刘格平、张日清政见不和,省核心小组分成两派,省城造反派也由夺权时的团结一致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仙神易。省里一分裂,自然也影响到各地、县,下面也随之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
昔阳、大寨有陈永贵掌权,并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陈永贵自然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因此,省、地的各派组织都想得到陈永贵的支持。于是,全省借参观大寨之名到昔阳搞串连的红卫兵又多了起来,这些人忽明忽暗,忽香忽臭地到处串连,希望找到立脚之地。
就昔阳来说,“2?12”夺权后,全县的32个造反派组织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但并不是铁板一块,若是从思想体系上画大线,可以分为三大派:一派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大约占到70%;另一派是“红旗兵团”,这属于中间势力,一部分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一部分反对“十月事件”受害者,这一派占到20%左右;第三派是支持原县委的“保皇派”,大约占到10%左右。“保皇”组织在“2?12”夺权以后基本上解体,有的改头换面,对陈永贵的掌权采取观望态度。
省、地分成两大派后,昔阳基本稳定下来的局面又有乱的苗头,降谷零乱的因素主要是“红旗兵团”里的某些人对县委掌权的某些人不满,再加上他们对权力的分配不满,就又在街上贴大字报。他们这么一贴,一些人又蠢蠢欲动。陈永贵对此非常关心。
当时我已到地区核心小组工作,一天,陈永贵在太原对我说:“你看咱县会不会再乱起来?”
我说:“不会我的超级情人。”
陈永贵问:“为什么?”
我说:“省里分成两派,主要是省核心小组不团结,各拉各的队伍,上乱下面自然就不稳。咱县从核心小组到革命委员会都团结一致,少数人站出来贴大字报,成不了气候。”
陈永贵听了,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为了稳定全县局势,把学大寨的运动开展起来,他对有些红卫兵到处串连,搞打砸抢的行为越来越反感,气愤地说:“他妈的,这些人不怕现在没饭吃,不愁明年没粮食,到处搞打砸抢,什么造反派?土匪!”
1967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山西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见到陈永贵,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
陈永贵说:“我代表大寨人民问您老人家身体好!”
问候完,毛主席和陈永贵一起照了相。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陈永贵问好的消息几天之内就传遍了三晋大地,山西各个造反派的报纸都专刊登载了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报道洛埋名,有的报纸还把毛主席问候陈永贵的话说成是“最高指示: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觉得这样登有点过分,要求省里下通知,不要这样登异客之旅。但是陈永贵也清楚地知道,这次毛主席和他热情地握手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由周总理提名,毛主席画圈,有计划地安排的,所以陈永贵的胆子就更大了。
陈永贵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历来都很敏感,他认为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的,他把那些撇开劳动闹革命的红卫兵看作是违反了中央的指示,于是便给县、社干部讲:“凡是在农村煽风点火搞串连、揪斗干部、妨碍生产的红卫兵华心四朵花,一律把他们赶出昔阳。”同时他还指出,“基层干部不经县里批准,不准随便打倒,随便揪斗谢韵仪。”
陈永贵这么一说,公社、大队的干部也都硬了起来。有些红卫兵不吃陈永贵这一套,说陈永贵不许造反,是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总精神。因此硬着头皮在农村到处乱窜。
一天,陈永贵坐着吉普车下乡检查生产,发现几个红卫兵在冶头公社搞串连,陈永贵下通知,把他们抓起来,送回原单位宠物饲养法,复课闹革命。这些红卫兵不听,就又跑到王寨公社。陈永贵又到王寨公社,让人把这几个红卫兵抓起来,送回太原。到了方台大队,又遇到几个红卫兵正在那里揪斗方台支部书记,这些红卫兵听说陈永贵来了,起来就跑,陈永贵派人去追赶,这几个红卫兵边跑边说:“我们到北京去告你。”
陈永贵处理完事情正要走,还没等出村,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哭着说:“老陈,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你给毛主席反映反映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农村中的干部不拿工资,靠劳动吃饭,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有了什么罪了?这些天来每天被红卫兵揪斗,连家里的大人、小孩也不饶。像这样下去,谁还想当干部?”
陈永贵一听这位老人的话,联想到1964年搞“四清”干部受的罪,心里很不好受,就在方台住下来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有些红卫兵乱揪乱斗村干部的行为都很不满意。
陈永贵是农村干部出身,深知村干部的苦处,他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老婆埋怨孩子闹,到头来还没有个好下场。这些干部可比不上省、地、县拿工资的干部,工作中纵然有点问题,也多属于工作方法问题,有的在经济上占了点便宜球场狂徒,也没有多大意思。农村干部犯错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万不能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乱批乱斗。
于是,陈永贵便公开向参加会议的社员们表态:“今后红卫兵再来,你们用扁担把他们赶出去。”
到会的人问:“敢不敢?闯下祸咋办?”
陈永贵说:“敢!闯下祸算我的。”停了一会又说,“你们主要是吓唬,把他们赶跑,可不要把人打伤。”
5.5 农村不准夺权
陈永贵从方台走的时候,答应群众要向中央反映情况。可是回到大寨后,他一直琢磨怎么反映呢?这种做法可真是像红卫兵说的那样,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精神不符,会不会闯下乱子呢?一时间他有点吃不准。
陈永贵又到几个公社检查工作时穿越庶女良医,发现一些被揪斗过的干部情绪不好,生产上不来,他越想越觉得生产是第一性的,如果这样下去,农村也分成两大派,一天起来我打倒你,你打倒我,农村的生产实在就没法搞啦。
最后,陈永贵终于下了决心,向中央反映!他找了一位文革以来跟他关系很好的《解放军报》记者,谈了自己的想法,要他代自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一封信。这位记者听了陈永贵的想法,内心很敬佩,但确实也有点胆怯谭佳薪,更为陈永贵担忧。经过几天的思考,他答应了陈永贵的要求,决定按陈永贵的意见,为他代写这封信。这封信长达一万多字,信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五条:
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
二、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
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四、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五、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在信中陈永贵还说:“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当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能凡是有点错误的干部都打倒。”
这封信写好后,由这位记者直接送中央。
信发出后,陈永贵一直抱着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他心想:“这封信中央会怎样看呢?会不会采纳?会不会闯下乱子?”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结果。
1967年10月份,陈永贵到北京办事,住在京西宾馆,见到一些过去熟悉的解放军老干部。这些干部见了他热情地跟他握手、打招呼,分手后,他又听见这些人在背后窃窃私语洪文安微博,好像在说陈永贵这个人胆大,什么话都敢说。这些议论引起了陈永贵的怀疑,他想,“唉呀!是不是给闯下乱子啦?”
事情没办完,陈永贵就从北京坐火车直接到了太原找我。当时我在省核心小组办公室任主任。陈永贵在宾馆住下后,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张,我刚从北京回来,住在宾馆,你来一下,有事给你说李治延。”
我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去。”
来到宾馆陈永贵的房间,陈永贵把他在北京的感受告诉了我,他说:“你看是不是闯下祸了?”
我说:“不怕,即使中央不采纳,也不会怪罪你。因为你这是向中央反映情况。你是劳动模范,错了也是认识问题,中央不会说你反对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听了我的话,才有点放下心来,我就派车把他送回了大寨。
陈永贵回到大寨三天后,我收到了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文化大革命一文的批件。批文写到: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包括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的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我一接到这个文件,就给陈永贵打电话。陈永贵拿起话筒听出是我的声音,就问:“老张,有什么事啊?”
我说:“中央批转了你的信,中央同意你的意见。”
陈永贵一听,欣喜若狂地说:“批啦?”
我说:“批啦李叶娜!”
陈永贵又急切地问:“是咋批哩?你给我说说。”
我给他念了中央的批语,陈永贵听后高兴地说:“好陈奕伦!这就好办啦。”
我说:“省里正在翻印,很快就要发到生产大队,我先派人给你送去一份。”
陈永贵说:“好!”。
1967年11月7日中央以中发(67)339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一个村干部的来信,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封信一发到生产大队,全国农村中被折磨得焦头烂额的农村干部真如旱苗得雨,雪中送炭。
农村干部得救了,再也不用戴高帽、坐喷气式了,干部们的感激之情真是语意难表,全国各地城乡写给陈永贵的感谢信纷至沓来,赞扬之声处处可闻芦秀梅。人们说:“真不简单呀!这封信除了陈永贵谁也不敢写,除了毛主席谁也不敢批。”
这个指示在全国传达以后,农村的情况起了巨大变化,原来没法干的干部大胆干起来了,躺倒不想干的干部也干起来了。
《山西日报》一位记者杨文静对我说:“洪洞县城关公社一个大队办公室过去常没人去,院里的树叶积了有一尺深也没有人打扫。这个指示传达后,过了一个礼拜我再去时,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院里的树叶也全被清理出去,干部们都在办公室办起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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